在探讨古代中国的兵器进步与人类法律体系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技术发展的催化剂。从石制武器到青铜剑再到铁质刀枪，每一次兵器的革新都不仅影响了战争的形态和结果，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进而对法律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石器和木棍作为主要的防御和攻击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兵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战斗效率，同时也促使各国为了争夺资源和领土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规范战争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以及保护平民，一系列的战争法原则逐渐形成，如《周礼》中的“止戈为武”理念，强调的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又如《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提倡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这些原则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法律发展。

进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国家统一，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铁质兵器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使得军队能够迅速集结和部署，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同时，为了确保军队的纪律性和提高战斗力，秦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例如著名的“秦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军事法规和管理条例。这些规定不仅在当时有效控制了士兵的行为，也对后世的法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到了唐宋时期，火药的出现和使用进一步改变了战争的面貌。火炮等远程投射武器的发明，使攻城战变得更加残酷和高效。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各国的城市规划和防御策略都需要调整，相应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更新和完善。例如，宋代的城市规划中增加了许多防御塔楼和城墙，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此外，对于火药的管制和使用也有严格的限制，以确保其不被滥用。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这个时期，火绳枪和鸟铳等早期火器的引入和使用，再次引发了战术和战略上的变革。为了适应新的战场环境，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军事司法系统，加强对军队行为的监管。例如，明代的《大明律》中有专门针对军人犯罪的条款，严惩那些违反军纪或伤害平民的士兵。清代的《大清律例》同样注重军事法的建设，对于叛乱、逃亡等罪行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兵器进步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过程，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法治演进的重要力量。每一次兵器的升级换代，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战争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了新的法律需求和对公平正义的新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兵器进步不仅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在全球范围内为人类法律体系的构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实践经验。